[59] 王晓辉：《择校，教育公平的世界性难题》，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日第3版。
所以首要任务在于如何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权力，关键就是如何发现案件。而且，施密特还特别指出了司法权的被动性让法院在紧急情况下无法有效守护宪法，这不符合守护者的常在性要求。
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宪法的司法化让合宪性审查成为重要的制衡性权能，这在法治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很多难题。从实际意义上看，增设作为工作委员会的宪法委员会较为恰当，既是因为合宪性审查大权当属于整个常委会而非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也是因为工作委员会在实践中更具实效性。[13][美]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24]可见，宪法法院实际上直面了宪法的政治性，并试图通过专门审查和司法逻辑加以对抗。
[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2页。[8]一部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可能违反宪法？如果法律违反了宪法，怎么办？这两个问题转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宪法能否约束立法过程(立法者)？马歇尔大法官详细论证了宪法是法律，而且是更高的法，所以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二）按照约定履行中约定的双重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在阐释不依法履行和未按照约定履行的关系时，提出了法定义务优先原则：如果行政机关违反行政协议约定的义务，该约定义务非法定义务的，属于‘未按约定履行协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判决作出于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2015年5月26日。第9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1]换言之，行政协议本身的效力与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是两个层面的议题，并不能将两者混同在行政协议的大帷幕下一并处理。[4]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235页。
对此，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指出：……被告采取与原告协商，以约定的方式解决原告设立广告牌的遗留问题，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拆除协议》合法有效……根据《拆除协议》约定，原告履行拆除五块广告牌的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至9月20日，但被告在原告履行拆除期限届满前，未经原告同意，且是在没有强制拆除法律依据，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程序规定情况下，于同年9月14日将五块广告牌予以拆除……其行为构成违约。根据现有的规范和司法实践，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行政协议采取的审查方式基本等同于传统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2]而当我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1项、第7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14条讨论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的履行状况，判断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是否合法，实则是要对履行、变更、解除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更侧重于行政协议行政性的面向。[16]换言之，虽然并没有行政法规范明确规定是否可以缔结此类违法建（构）筑物拆除协议，但由于此类协议显然涉及到行政管理目的，所以先要对此类协议中的约定条款进行合法性审查，只要行政协议中约定的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即可以成为法院审查是否按照约定履行的依据。[20] 参见步兵：《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于此，从逻辑上来讲，行政协议司法审查应该分两步进行：首先，法院应当对行政协议本身的效力进行考察，在确认行政协议本身合法有效后，方可进入对行政协议行为的审查。
[3] 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简称《行诉解释》），原《适用解释》废止。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35条至第148条对行政契约的规定看似存在于一部程序法典中，但其实有相当多的实体性内容，于此，依法履行之法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行政机关一旦选择以契约方式规范彼此之法律关系，便是将潜在之从属关系转化为具体实际之对等关系。[19] 何彤文、刘慧娟：《行政优益权行使的合法性审查》，《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22期。
[5] 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合同法》第77条、第93条还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约定变更、解除合同。
所谓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一般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目的或者情势变更等事由，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权选择单方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依法行政是行政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过程中，同样应当坚持。[18] 戚建刚、李学尧：《行政合同的特权与法律控制》，《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于此，笔者姑且将这两类条款的集合称为广义的约定条款，同时将后一类条款称为狭义的约定条款。[21]不难看出，从理论上来看，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关键可能包括情势变更与公共利益。[3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如在龙南县桃江河渡江赖屋坝砂场、龙南县水利局诉水利行政管理（水利）纠纷案中，法院便认可了《河道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中有关解除的约定：本案中，根据赖屋坝砂场与龙南县水利局签订的《河道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中违约解除条件的约定，赖屋坝砂场在河道中随意设置构筑物、违规采砂等情形，且赖屋坝砂场已被拆毁，故赖屋坝砂场主张继续履行《河道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27] 步兵：《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24] 何彤文、刘慧娟：《行政优益权行使的合法性审查》，《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22期。实际上，早在1997年，已有法官结合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对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和契约性进行了具象的描述，其明确提出要区分行政合同的合法性确认与被诉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确认，并指出确认行政合同效力的目的在于判断被诉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而被诉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确认要解决的是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
如前文已经提出的，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相关条款，出让人应当在特定时间内依法为受让人办理出让土地使用权登记。[10] 如《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3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80条均规定：行政合同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其他行政机关批准或者会同办理的，经批准或者会同办理后，行政合同方能生效。
杜承铭、徐凤霞：《关于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依法履行和按照约定履行背后分别矗立着分别统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不同理念。
摘要: 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以及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可被统称为行政协议行为。[12]该观点最近受到了质疑，有论者提出：若以行政契约约定，或法律规定但透过行政契约加以具体化，以行政处分作为履约手段时，可以并用，自不待言。
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力源自行政机关的优益权（特权），其行使需要以公共利益为首要前提。[15] 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28]司法实践也对上述理论成果予以了积极回应，如在刘一宪诉天府镇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案中，法院指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合同的变更是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程序上应当满足最低限度的程序规则。（2）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必需原则限度内，不得变更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条款。
如在李珍明诉四川省夹江县梧凤乡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协议案中，原告李珍明乃违法户外广告牌建设者，与被告签订了《户外广告拆除协议》，约定由原告自己拆除违法户外广告牌。（4）对契约的整体变更不应超过必要限度。
注释: [1] 吴登龙：《行政合同诉讼探析》，《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也有论者对将法国法背景下的此类特权译为优益权，参见李颖轶：《法国行政合同优益权重述》，《求是学刊》2015年4期。
[28] 戚建刚、李学尧：《行政合同的特权与法律控制》，《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但是，由于行政协议具有合同的外观，所以似乎任意条款都可以具有约定的外形，但实际上存在着将法定职责写入约定条款中的可能性。
[7] 有关专门探讨行政法法源的论著，可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以下。承接上文的思路，单方变更、解除行为虽然具有行政行为的外壳，但是其同样具有改变对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功能。然而，考虑到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在观察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的情况时，我们并不能直接适用全面履行原则，毕竟该原则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同样，单方解除行政协议，则需具备下述条件：（1）确属情势变更的情况。
较早之前，学界倾向于否定这一可能性。[29]又如在邵锦杰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新狮街道办事处乡政府行政纠纷案中，法院明确了行政机关行使合同变更权时应当履行程序义务：被告依法行使合同变更权，向原告送达《变更〈新狮街道畜禽养殖场关停补偿验收单〉告知书》，告知其复核后的原告畜舍实际面积、实际可得补偿金及奖励金数额、核减面积及款项数额，并告知原告申请复核期限、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限。
如果法律规定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合同，但是合同约定可以变更解除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机关能否作成行政处分，便完全取决于法律规定。
综合上文的论述，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可以分为依法履行与依约定履行两种情形。[23]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592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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